按照西方历史描述：中国青铜技术源自西亚，即西亚在6000年前掌握青铜冶炼技术，然后冶炼技术向东亚欧洲传播。其中，在距今5000年前，西亚青铜技术通过中亚传入新疆，接着通过河西走廊传入甘陕券商配资，最终传入河南等地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青铜冶炼是一门综合技术，涉及到矿石选择、冶炼、锻铸等，不是看两眼或拿到青铜器就会的，在史前的传播难度可见很大，因此这注定会是“渐次”传播，而不会突然大跨度的传播，所以传播路径非常关键。
问题在于：中国夏商周青铜技术非常成熟，出土之青铜器数量远超中国以西（网上有人指出，以可信考古报告论，中国以西出土的青铜器总重量不到70斤，或有所偏颇，但也不无道理），由此不能不让人怀疑，中国青铜技术真是西来的吗？
对此疑问，其实早已经有相关论证，证明中国青铜技术并非西来。除此之外，最近中国考古一个重大成果，再一次将所谓中国青铜西来说推到了尴尬的境地。
中国青铜西来之疑
长期以来，中国青铜技术西来说甚嚣尘上，但这一论断存在三个基本问题，却被长期忽视。
其一，时空矛盾。西方青铜技术传到新疆，如果之后继续东传，那么理应呈现“渐次”现象，但河西走廊上却无商周之前交流的痕迹，其中河西走廊西城驿遗址、黄河中下游陶寺遗址等，其青铜冶炼年代反而早于西邻的南草原炼铜遗址。
除此之外，前些年还在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屈家岭遗址、石家河文化遗址中，发现了史前青铜冶炼痕迹。这一发现非常关键，因为湖北位于中国腹地，西来的青铜技术不可能穿越过来。因此，青铜西来说解释不了这两座遗址中的青铜痕迹。
其二，传播矛盾。既然青铜技术西来，那么正常的逻辑显然是：越靠西边，所得传承更为完善工艺越先进，其东边的技术相对要粗糙。但事实却是相反，比如西城驿文化的炼炉工艺，竟然远不如长江中下游的。
其三，技术矛盾。冶金专家毛卫民《古代中西方铁器应用的比较》谈到欧洲没有高温冶炼技术。同时，西亚其实也没有高温技术，因为有的话，早就传到欧洲去了，且史记记载汉代时中西亚还不懂铸造。但甘肃马家窑遗址的青铜刀，却是货真价实的锡青铜铸件，距今5000年左右。
所谓铸造，就是将之融化为液态，然后倒入模具中成器。然而想要将之融化为液态，显然就需要高温技术。14世纪之前，欧洲不会铸铁，只能使用块炼铁，就是因为不会高温技术，没办法将铁矿石融化，还有欧洲长期不会烧瓷，硬核原因还是没有掌握更高温的技术。
这里，笔者吐槽一句，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，包含社会方方面面，因此一些所谓历史学家贬低他人为“民科”，但民间土木、冶金、制造等方面的工程师，他们在自己的领域，比所谓历史学家水平低吗？他们从自身领域内质疑西方历史，难道这叫“民科”？
虽然青铜西来疑点颇多，但不妨碍某些学者坚信西方提出的“中国青铜技术西来”。然而，真的往往假不了，假的往往也真不了，如今中国取得又一重大发现，河南发现4500年前的青铜器，再一次将青铜西来说推向尴尬的境地。
河南史前青铜源头
前几天，光明网文章《距今约4500年！河南发现长江流域最早青铜器》报道：郑州大学公布了关于长江流域青铜器的最新研究，即在河南南阳淅川沟湾遗址出土的青铜镞和青铜棒形器为青铜铸件，距今约4500年，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晚期，这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的最早青铜器。
其中，文中明确指出这是“铸件”，就是将铜矿融化成液态后，将之倒入陶范或石范等，由此形成青铜镞和青铜棒。通过研究发现，这两件器物均为铜锡铅三元合金铸造而成，属于与马家窑青铜刀一样的锡青铜，而不是西亚的砷青铜。
问题在于：南阳淅川沟湾遗址为何会出现青铜器，技术从何而来，是从北方而来、还是从南方而来？如果源自北方，那么兜兜转转，勉强还可能回到中国青铜西来说上，但源自南方的话，那么西来说就很难成立。
首先，这两件青铜器相对比较成熟，在比之略早或同期的南阳北方，并未出土与之媲美的青铜器，甘肃齐家文化出土了不少青铜器，但时间比沟湾遗址的要晚。
其次，在湖北屈家岭文化晚期、石家河文化遗址，都发现了青铜痕迹。以考古看，石家河或屈家岭文化，应该独立发明了青铜技术。下图，石家河文化特征的玉人首，由此可见上古三苗人的长相。
石家河遗址，距今5000年—4300年，考古发现众多矿山定居遗址，厚壁陶器坩埚，从采矿、粉碎到炼制时的鼓风机等各种工具，以及一些矿渣，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冶炼证据链。其中，石家河文化早期的罗家柏岭遗址，考古发现青铜工具碎片，用于玉器雕刻。
屈家岭遗址，晚期距今4500年左右，早已掌握高温技术，炉温达到1000度以上，已能将铜矿融化，制陶业非常发达（其中包括制造彩陶）。其中，屈家岭文化晚期已有冶炼青铜的痕迹，还有油子岭文化遗址中铜矿石距今已有5500年，而油子岭与屈家岭相邻，两者无疑存在技术传承。
这两个遗址都位于湖北，都有发达的制陶业，都掌握了高温技术，附近都有丰富的铜矿资源，都形成了庞大的聚集区，那么他们不能发明青铜冶炼技术？更重要的是，石家河文化、屈家岭文化曾经通过随枣走廊大举北上，最远辐射到黄河流域，南阳邓州八里岗遗址就有石家河、屈家岭文化层，上文中的沟湾遗址中也有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层，其青铜器属于屈家岭文化层。
这里插一句话，在五帝时代、夏商周三代时，随枣走廊非常关键，连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，是中原与江汉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，历来都有重要诸侯驻守这一带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了解随枣走廊。
因此，淅川沟湾遗址的青铜器，基本可以排除源自北方，而理应源自南方。但这一结论，显然与中国青铜技术西来说相悖。
最后，淅川沟湾遗址出土的青铜器，或许还能解释两大历史谜团。
首先，史载“神农以石为兵，黄帝以玉为兵，蚩尤以金为兵”，传说黄帝蚩尤距今4600年前后，时间上与屈家岭晚期、石家河文化相当，而蚩尤极有可能是三苗首领。所谓三苗，当时就居住在湖北荆门、天门一带。因此，蚩尤以金为兵，所反映的可能就是石家河或屈家岭文化，掌握冶铜或青铜冶炼，于是蚩尤手握金属兵器。
其次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向北扩张，尧舜禹时期开始反击，史载尧舜禹有“伐三苗之战”，其中广为人知的是“禹征三苗”。考古表明，石家河文化衰亡之后突然出现洛阳王湾三期文化因素，与尧舜禹时代相当，因此“伐三苗之战”应该成功了。或许，尧舜禹征讨成功，由此从石家河文化获得完整的青铜技术，并成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技术的核心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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